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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版Y(P)M】【Jim/Humphrey】伯纳德的日记

用了一周时间刷完了【是,大臣】,面对那样构思精巧,演技非凡但是三位主演中的两位都已与世长辞的神剧,说一万个推荐都是不够的。
再来看这篇同人,全程泪目,几乎哭了一个小时。

绿绮抱紧水表君:

编者的说明


《是,大臣》以及《是,首相》的出版引起了公众对我国已逝杰出领导人詹姆斯·哈克的关注,以至于编者时常收到一些读者的来信,希望了解哈克在离开唐宁街十号之后的故事。公众只知道这位前首相于1995年因淋巴瘤去世,并不了解相关的细节。而在过去二十多年中,编者受限于“三十年规则”,也无法了解当时的细节。有幸的是,数年之后的今天,我们能够满足公众对了解事实的渴求。在此我们必须感谢前文官首脑,巴思大十字勋章获得者伯纳德·伍利爵士的无私和慷慨,若非他在哈克的伴侣汉弗莱阿坡比爵士逝世二十周年之际授意我们将他的私人日记中关于哈克的回忆出版,关心哈克的读者还要再等上许多年。熟悉《是,大臣》和《是,首相》的读者都知道,伯纳德·伍利爵士在哈克上台后一直担任他的私人秘书,同哈克和前文官首脑、哈克的伴侣汉弗莱·阿坡比爵士有着比较深厚的私交,由他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描述那段日子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当然,编校中的任何错误都是我们的。


乔纳森·林恩


安东尼·杰伊


牛津大学,哈克学院


公元2021年3月


 




2019年4月5日


1992年10月22日,我刚刚升至内政部首席文官不久。我甚至记得那是一个难得明媚的早晨,我像往常一样坐车来到白厅,像我的司机道谢,然后坐进我办公室的大椅子,翻阅刚刚送来的各类报表。这时我的私人秘书告诉我,MI5与爱尔兰自由军的接触发生了一些小变故,这让我不得不驱车前往MI5的总部大楼。


伦敦早高峰的街头一如往常的水泄不通,而我的司机用一种好像权衡了很久发现自己不想说又不得不说的表情,似乎无意的告诉我,“伯纳德爵士,您知道哈克先生,就是我们的前首相住院的事情了吗?”


而我在到达圣爱德华医院之前都不记得自己刚刚干了什么。


圣爱德华医院,当年那个只有行政官吏没有病人的医院,现在终于步入了正轨。我向一位亲切的护士小姐打听到了哈克病房的位置。可我在病房外犹豫了两分钟。


众所周知,司机是白厅最快捷最灵活的消息渠道。能让我的司机露出那样一幅表情的事情一定不是一件小事。所以我不敢看到哈克和汉弗莱爵士。这并不是说在汉弗莱爵士退休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们,而是我不知道如此冒昧的前来探望是否妥当。


我深吸了一口气,敲了敲门。


我觉得我似乎回忆不下去了。或许我应该早点休息。


开门的是汉弗莱爵士,当然,他看起来有些惊讶。“小伯纳德!”哈克一如既往的快乐的嚷嚷着,“啊哈,什么风把你这个大忙人吹过来啦?汉皮,快给小伯纳德倒杯酒来。”


汉弗莱爵士瞪了哈克一眼。“自己坐,伯纳德,”他温和的说,“你得知消息的速度很快啊,如果考虑到北爱的形势的话。”


我从汉弗莱爵士手中接过热腾腾的咖啡,很惭愧的表示我似乎是把同MI5的会议时间推迟了一个钟头。我本以为会收到汉弗莱爵士的训戒,结果汉弗莱爵士只是挑了挑眉毛。


我上次见到如此紧张焦虑的汉弗莱爵士,恐怕还是在苏格兰土地承包的丑闻曝光的时候。我小心翼翼的询问起哈克的身体状况,躺在床上的哈克不以为意的摆摆手,“我很好,小伯纳德。”


“是啊,如果不把医生用长针戳进你的背这事儿算进去的话。”汉弗莱爵士没好气地说。


上帝,我想象着那个场景,捏紧了手中的杯子,感到后背上一阵酥麻,似乎被长针戳到的是我自己。


“汉皮,”哈克看了我一眼,“小伯纳德快被你吓哭了。”


我马上向汉弗莱爵士表示我没有。


“吉姆,我不希望看到你这么不珍惜自己的身体——”汉弗莱爵士急促的说。而哈克打断了他,一如若干年前他坐在办公桌旁,朝汉弗莱爵士挥舞文件时那样。


“我并非不珍惜自己的身体,可是确切的结果还没出来,我们总不能自己先把自己吓死,不是吗?”


我承认哈克说的有点道理,这让我稍稍放下心来。汉弗莱爵士似乎也被安抚了,哈克这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魔力?


我在病房里坐了一会儿,仿佛重新回到了当年在行政事务部的时光。最令我高兴的是,他们似乎没有一个人介意我空手而来,反而汉弗莱爵士让我满载而归,“伯纳德,这是十五年的拉菲,希望能让MI5的大老粗们不是那么介意你的迟到。”


而我确定我听见了哈克的磨牙声。


 


2019年4月12日


我不确定应乔纳森·林恩和安东尼·杰伊这两个年轻人的邀请来核实他们为出版哈克日记所选择的材料是不是一件好事情。他们不仅从哈克的女儿露西那里弄来了哈克日记的全部内容,还从瓦尔塞姆斯托的文官档案馆拿到了阿坡比文件。这毫不意外的勾起了我对当年时光的回忆。而这真切的提醒我自己,我已经有多么老。


哈克从1980年起担任行政大臣,后来又通过党内角力成为了首相,在这期间汉弗莱爵士一直是他的首席文官。而我作为一个私人秘书,职业生涯中几乎所有的奇迹都发生在他的任内。按道理说,一个文官不会被政治家所影响,政治家来了又走,而文官——如果不出现意外的话,能够在白厅呆到六十岁。但我惊讶的发现,我在与哈克相处的近十年中受到了太多来自哈克个人的影响(我想汉弗莱爵士的感受更明显),或许是因为那时的我正在学习文官之道,或许也是因为哈克性格中的固执,或许还有种种的与当时的环境有关的原因,这让我在哈克卸任之后近一年中,对着新任首相的脸,依然有着“一会儿哈克就要不顾还没到五点半的事实吵吵着来杯酒”这样的错觉。


我想我说的有些远了。


自我首次去医院看望哈克之后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在这期间,不仅是我,整个内政部都为北爱的局势惮精竭虑,包括整日只知道煽动内阁分裂的内政大臣也不得不暂时放下他的活计,乖乖的带走所有的红盒子。


我第二次去圣爱德华医院的时候,哈克的诊断结果已经出来了。我想我从我的司机嘴里听到总好过让汉弗莱爵士亲口告诉我——这也太强人所难了。皮肤T细胞淋巴瘤,我不是学医的,但我知道那个“瘤”字意味着什么,虽然还是中期。


我很傻的在办公室犹豫了很久,不确定应该给他们带些什么。幸好我的私人秘书提醒我,我还有个专门打理私人事务的私人秘书。


我拎着大包小包来到了圣爱德华医院,却不想在病房前的走廊里看见了汉弗莱爵士。


“吉姆刚睡着,伯纳德。”他坐在长椅上闭着眼睛,我尴尬的站在那里,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是我的。我小心翼翼的挨着他坐下。


汉弗莱爵士此时选择睁开眼睛,他瞄了一眼我手中的礼物,说,“你带了威士忌,看来你知道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见过汉弗莱爵士愤怒,见过他害怕,见过他无计可施的无可奈何,见过他得意洋洋,但我没法应付他显而易见的哀伤和痛苦。这么多年受到的训练在我身上丝毫没有什么作用,我只能点头。


“真好,那我就不用告诉你了。”汉弗莱爵士干巴巴的说。


“首相知道了吗?”我问他。


汉弗莱爵士知道我指的是哈克。他点点头,“当然知道,是他告诉我的。”然后气氛陷入无可救药的沉默。


我意识到汉弗莱爵士其实一点都不坚强。经受的文官训练,管理人员庞大的部门的经历和运转整个政府的经验在将他一点一点的推向坚强的对立面。我记得汉弗莱爵士说过,一旦遇到不利于自身的状况,一个大臣的第一反应就是背叛他的部。而一个文官——我不知道身为一个高级文官的我说这个会不会不太合适——遇到连他也无法解决的问题是的第一反应便是逃避,因为这是我们的生存技能,就如同政客的背叛一样。而我记得在那句话之后汉弗莱爵士还说过一句话,说防止这种情况发生最好的办法是把大臣的裤子——而不是旗子钉在柱子上,而现在,汉弗莱爵士的裤子已经被钉上了,他不敢逃避也不会逃避,因为病床上躺着的是吉姆·哈克。


我对汉弗莱爵士未来的精神状况极为担忧。于是我不得不岔开话题,谈论起文书工作,北爱局势,外交大臣的新奇主意以及首相是如何和内阁秘书对着干的。


我试图把汉弗莱爵士从不安的深渊中拖出来,幸运的是我这次干的不错。


 


2019年5月1日


或许在公众眼中,1988年的大选是由首相哈克宣布自己不会谋求连任而开始的,事实上,整场大选在哈克宣布自己退出的那一刻就结束了。


那应该是大选前的一个月,哈克告诉我们他决定不参加大选的时候,我惊讶的下巴快要掉下来,而汉弗莱爵士的脸色相当不妙。我想这不奇怪,因为当时民调的结果对他来说相当不错。


“对我来说相当不错,可是对我的党来说就不太有利了。”哈克向汉弗莱爵士争辩着,就像一个希望家长同意他晚上参加同学派对的大男孩。“事实上你会看到,马丁的民调也相当不错,我不希望分散票源,尤其是在对方步步紧逼的情况下。”


事实上哪个政党执政都不会对政府有太大影响,所以政府从来对此表示中立。我想汉弗莱爵士的脸色不太好可能是因为哈克之前根本没有找他商量过,也就没有在意这回事。可没过几天我便震惊的听说(听私人秘书的小道消息说),内阁秘书(也就是汉弗莱爵士)打算提前退休,与首相同进退。


我记得我那时像个傻孩子,匆匆忙忙的跑进十号办公室,询问哈克有没有听说这件事,而哈克那张震惊到扭曲的脸告诉我他没有。我当时并不明白已经结婚的两人为什么会向对方隐瞒这么大的事情,直到后来听到他们的吵架我才隐隐约约明白,哈克的退出一方面是因为他的党,另一方面是前任内阁秘书阿诺德爵士和他的谈话。而汉弗莱爵士以“与首相同进退”相要挟。


我本身是去送文件的,听见哈克说出“你作为文官的判断力就快被我毁了”这样明显出自阿诺德爵士之口的话时,我的慌乱使文件洒落一地。声音显然惊扰到了专心吵架的两人,屋子里一片诡异的沉默。我尴尬的拾起文件送到办公桌前,哈克随意的翻了两页,慢吞吞地签了字。


“首相,你没有必要考虑我。”汉弗莱爵士干巴巴的说。


“不,汉弗莱,我没有考虑你,”哈克就差把违心二字写在脸上,“我考虑的仅仅是我的党。”


我为我的两个上司貌似陷入冰点的关系恐慌了整整两天,而后来我发现不知何时去意已绝的哈克同汉弗莱爵士达成了勉强的一致。汉弗莱爵士在退休之前得再为一届政府服务,而于此相对的,哈克在汉弗莱爵士退休之前不准逃掉上院的席位。


似乎很公平。我记得我一个人坐在安妮酒吧里喝了几杯,敬即将落下的幕布。


演员选定了自己的位置,演出才算开始了。哈克以一贯的得意地称之为“跨界的演出”,被汉弗莱爵士讥讽为“从动物到植物界的跨界也值得这么骄傲”。在哈克最后一次离开唐宁街十号的时候,他对我说,“我们都老了”。


不,我想我今天回忆不下去了。


 


2019年5月8日


哈克的病情在经过了两次手术之后慢慢的有所好转,这让每个人都比较乐观。我保持着每周探视一次的频率,而我每次去医院时,都能看到哈克靠在床头翻阅报纸,汉弗莱爵士趴在床头柜上整理私人备忘录的场景。汉弗莱爵士似乎也振作了一些精神,这让我放下心来。


那是一个周末,我猜是1993年6月的一天,我刚刚在沙发上坐定,另外一位访客就到了。那是哈克的女儿露西。半年来我从未在病房里遇见过她,而据汉弗莱爵士所说,她从哈克确诊之后就常常来探望,只是由于工作原因,她从未在周末来过。我想这是第一次。“爸爸,”她一进来就飞快地亲吻了哈克,然后将带来的东西塞进汉弗莱爵士手中,“我知道医院的饭特别糟糕,所以特意烤了小饼干。汉弗莱爵士,这是最新上市的茶叶。”她绕着病房转了一圈,对我嚷嚷,“伯纳德爵士,您不能再给爸爸送酒了!”然后她又理所应当的对哈克展开说教。


这个当年用裸体示威威胁自己父亲的女孩如今依然延续了自己风风火火的脾气。她的思想依然左倾,但终究没有与那个托派分子走到一起。她嫁给了一个医生,成为了两个孩子的母亲,由此她学会给父亲做饭而非把果酱抹在内阁文件上。


露西对汉弗莱爵士的称呼始终都是生分的“汉弗莱爵士”,对此汉弗莱爵士并没有说过什么。他们维持着一种在熟悉与生分之间游走的微妙关系,而我看的出来,汉弗莱爵士喜欢她,不仅仅是因为她出席了他们的婚礼——说实话,女王祝福过的关系她也没有否认的可能,而是因为,我猜,露西和她的父亲实在是太像了。


汉弗莱爵士没有孩子,他对下一代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露西和她的孩子身上——听着那两个小家伙奶声奶气的叫爷爷永远不会使人厌烦。而感情是双向的,露西可能会对所有文官和政客(当然是以汉弗莱爵士和哈克为主)抱之以对官僚主义毫不客气的攻讦,但是我亲眼见过她贴心的为汉弗莱爵士患有风湿的膝盖盖上毯子。她甚至为哈克和汉弗莱爵士织过情侣毛衣——看在上帝的份上谁会给两个老头子织水果图案的情侣毛衣。理所当然的,哈克和汉弗莱爵士一次都没有穿过,但这并不妨碍汉弗莱爵士视此为一生中收到过的最珍贵的礼物。


那边露西和哈克就教育问题又开始打嘴炮,或者说是单方面的嘲讽着上院的植物人和下院的野蛮人而哈克一如既往的对女儿带刺的言论措手不及。哈克从未真正说服过她,而家里唯一能对付这个丫头的人正对她露出最接近于宠溺的微笑。


这幅场景太接近于温馨和幸福,以至于让人无法不想到可以预料的未来。


 


2019年5月12日


哈克的病情在1994年出现了反复,而在那段时间里,汉弗莱爵士又不小心扭到了脚。不仅是我尽量压缩自己的日程安排好有时间前来帮忙,我注意到,当年曾在行政部任职的人——其实哈克根本不认识几个——也都在尽力帮自己的老上司。


这种事情相当少见,以至于在白厅引起了不小的讨论。我曾经在常任秘书例会后被外交部常任秘书(新的那个,巨人早就退休了)拦在门口,询问我如何看待一个退休的政客依然获得不少公务员尊重这种史无前例的事件。我不否认其中有汉弗莱爵士的因素,然而就我来说,哈克虽然在许多方面与其他政客没有什么两样,但真正与他相处上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他其实相当讨人喜欢。不是那种被公众喜欢,实际上在知情人中恶评甚多的那种,事实上哈克被报纸抨击的次数远多于赞扬。哈克没什么敌人,在各派中称不上左右逢源也没有不高的评价。而在朝夕相处的文官眼中,他虽然天真固执有小聪明怕担责任又爱捅娄子,但他知道如何与文官妥协,看起来软弱又好操纵,实际上他也在对文官施加自己的影响。我不知道这是否称得上是人格魅力,但至少我能说与此相当接近。更何况,如果说汉弗莱爵士这样的老练文官都会在这上面栽跟头,其他文官也就不可避免了。这位同僚不得不承认哈克是一个非典型案例,同时遗憾的表示,为什么这么有趣的政客没有被他遇到。我想到他的外交大臣,突然对他满是同情。


时间还早,我打算去改革俱乐部找找乐子,比如贸易大臣心里的那点小九九就挺值得讨论的。


 


2019年5月31日


我想除了最后关头之外,1994年年末是哈克状况最不好的时候。他出现了严重的不适,以至于又进了一次手术室,结果不在人的意料之外,癌细胞扩散了。医生告诉我们哈克还剩最多一年的时候,我从汉弗莱爵士的脸上看到的表情,比他被告知公务员系统改革法案出台时会露出的表情还要糟糕。


圣诞夜的前一天晚上,我从部里的派对上遛出来前往圣爱德华医院,我轻轻地推门进去的时候,哈克已经沉沉的睡着了,而汉弗莱爵士一个人坐在昏暗的灯光下,摩挲着左手无名指上的银环。“汉弗莱爵士。”我试探着叫了一声,没想到这个老人猛地一下跳起来,好像一个干了坏事被当场抓包的小学生。我看见他咖啡色的眼睛中与他经验和阅历完全不符的眼神时,我就明白了。


他承受不了了,他想逃开。


“汉弗莱爵士,”我放下手里的东西,慢慢地走向他。“别,别这样。”


而这位曾在白厅中维持政府运转的、面对再大的危机也从容不迫的高傲文官痛苦的表情令人心碎。


“别这样,汉弗莱爵士,他需要您,他很需要您。”我像一个卡带的录音机一样固执的重复着这句话,仿佛这句话是圣诞节的彩灯和姜饼小人,多说几句就能使这间冰冷的病房温馨起来。


“不,伯纳德,”汉弗莱爵士绝望的摇着脑袋,“他不需要我,他不需要一个软弱的人陪在身旁,随便一个人都比我更合适——”


“他需要您,汉弗莱爵士,”我轻声打断他,“他爱您。”


汉弗莱爵士因为我的话恍惚了一下,“可我怎么能——”顾虑到睡着的哈克,他尽力压下自己的歇斯底里,“我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是怎样一点一点离开我的?我怎么能!”


“那您就闭着眼!”我几乎是在恳求,“您哪怕闭着眼,只要让首相知道您还在他身边。”


汉弗莱爵士的身体抖的厉害,然而他再也没有说一句话。


第二天,汉弗莱爵士的状态看起来好了很多,我和他,还有一些护士小姐用彩灯和小圣诞树把苍白的病房装饰一新,直到露西和她的丈夫孩子一拥而入我才离去。我坐在我家的壁炉前喝酒时还在想象,他们一定玩的非常尽兴,包括汉弗莱爵士,我相信他甚至会高兴到允许哈克喝上一杯酒,因为每个人都心知肚明,这或许就是前英国首相吉姆哈克最后一个圣诞节了。


最后一个。


 


2019年6月10日


1995年的初春,哈克的精神状况基本良好,甚至能和汉弗莱爵士做一些毫无意义的口舌之争,直到汉弗莱爵士用自己的看家本领——那些一个从句缀连着一个从句的文官用语把他打败为止。


汉弗莱爵士时常在天气不错的时候推着哈克在医院的花园里散散步(是的当时医生已经不建议哈克自己行走了)。我去探望他们的时候总会跟在他们身边,说一说内阁闹出的笑话啦,白厅里的流言啦,威斯敏斯特和旗舰街又纠缠不清啦之类的。只有这时候,我才知道我有多怀念汉弗莱爵士和哈克的开怀大笑。


哈克一直是非常乐观的,甚至在得知自己的癌细胞已经扩散之后也是如此。这让我意识到哈克只有在牵扯到自己的政治生命时才会贪生怕死,如果当年登上死亡名单的时候他还是改革杂志的编辑,他也不会如此丢人现眼。而只有公务员才会对任何事都顾虑重重,谨慎小心。


哈克夫人有时也会在医院里,帮着削个苹果什么的。因为我曾担任哈克的私人秘书,所以我与哈克夫人的关系比较亲近。而汉弗莱爵士,看得出来也对哈克夫人有些敬意——毕竟她曾指挥哈克在凌晨两点骚扰他,还“仁慈的”让他多睡十分钟。


至于哈克和哈克夫人离婚的原因,据我所知,是生性自由的哈克夫人终于受不了做一个规规矩矩的大臣妻子了,而这位大臣偏巧总是一心扑在工作上,连度蜜月的地方都得和货币流通联系起来。而令人意外的是,离婚前半个月都说不上几句话的夫妇在离婚后成为了相当不错的朋友,一周交谈的甚至比一个月还多。而且相当奇怪的是,哈克夫人似乎对哈克和汉弗莱爵士结为伴侣一事接受良好。恕我冒昧的揣度一下,或许她早就允许了丈夫和工作的结合,而既然丈夫成为了前夫,那工作实体化了对她的态度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阳光让哈克有些想打盹,但不知从哪里跑来的小猫吸引了他。那只白色的小猫一直在轮椅下打转,冲着汉弗莱爵士咪咪叫。就在汉弗莱爵士犹豫着是不是要逗一逗它的时候,有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跑了过来。她抱起小猫,向我们道了歉,然后扭头跑回去了。


汉弗莱爵士似乎相当受感染,“吉姆,为什么我们没想过养一只宠物呢?”


“因为养你一个都很麻烦啊,中产阶级腐朽的生活啊什么的。”


汉弗莱爵士背对着我,但我有理由相信他气的鼓起了脸,就像是当年哈克试图跳出他的掌控一样。


“我才是那个年薪十二万镑的人。”


“我才是那个每天买菜做饭洗碗的人,汉皮。”


哈克夫人看着我,“伯纳德,”她说,“在他们家是谁在通下水道呢,即使是吉姆有一大堆文件要看的时候?”


我不太理解她的意思,但我还是告诉她,那也应该是哈克。


哈克夫人意味深长的笑了。我想我可能是错过了什么。


(哈克的日记中写到,在他们还未离婚的时候,哈克夫人曾因为哈克因为看文件而拒绝通下水道一事颇为恼怒。她认为哈克在工作上有数十万公务员的帮忙而她没有。所以或许当她知道哈克即使在和公务员首脑绑在一起后也得干脏活累活这一事实时,她会感到莫名的愉悦。编者)


 


2019年7月10日


这个月我主要的工作就是哈克的日记。两个年轻人已经将磁带的记录转变成文字叙述,还为日记中记录的事情仔细地考证过了。而我需要做的,是为每件事标上自己的回忆。


我看着这些文字,不可避免的回忆起了过去还在行政部的日子。我有时候甚至觉得,我刚刚说了什么蠢话,哈克就在旁边疑惑地看着我,而汉弗莱爵士无奈的说“谢谢你伯纳德,没有你我们就酿成大错了”。


为了回到那一刻,我愿意付出一切。


哈克的情况恶化的很突然。我当然记得那一天,1995年11月4日,我完成了一个关系到首相政治前途的合作项目的先期谈判,从华盛顿飞回伦敦。下了飞机,我把手提箱扔给了我的私人秘书,命令我的司机马上掉头,首相可以等着,而哈克不能。


我匆匆赶到时医生还没有离开,而汉弗莱爵士坐在病房外的长椅上。他告诉我,我现在应该去唐宁街十号,首相在等着我。我以一个私人秘书所能说出的最坚定的语气告诉他,让首相见鬼去,我的首相还躺在里面呢。


他异样的看着我,良久,他说,这不是一个内政部常任秘书应该说出来的话。我对他说,这是伯纳德·伍利应该说出来的话。


汉弗莱爵士还没来的及说什么,医生就从病房中出来了。“哈克先生全身器官都已经衰竭,”医生怜悯的看着我们,“我恐怕他撑不了多久了。抱歉,汉弗莱爵士。”


汉弗莱爵士脸色苍白,我想我也好不了多少。然而汉弗莱爵士依然绅士的向医生的努力道谢。


望着医生离去的背影,他瘫倒在长椅上。


“汉弗莱爵士,”我竭力使自己的话听起来没有那么多颤音,但是似乎不太成功,“首相应该希望能看到您,汉弗莱爵士。”


汉弗莱爵士茫然的看了我一眼,低头摩挲起自己的婚戒。


“汉弗莱爵士?”


“太紧了,伯纳德。”他低声说,“我取不下来。”


“您想把它……”我震惊的指了指他手上的银环,“取下来?”


汉弗莱爵士站了起来,整了整领带。推开病房门的时候他回过头对呆呆地站着的我说,“我不想。上帝保佑,我不想。”


我急忙跟着他进去。


“汉皮!哎哟,小伯纳德也来了?每次看到你我都很高兴。”哈克的声音有气无力的,但依然热情洋溢。“我也很高兴,首相。”我眨巴了几下眼睛,希望泪水不会遮挡住视线。


“吉姆,叫我吉姆,小伯纳德。我总是试图让文官们叫我的名字,但是这辈子就成功过一回。”哈克努力地抬起手,指指旁边的汉弗莱爵士。


“啊,我会尽量记得您的名字的,首相。”我用尽量轻快的语调说道,“吉姆?”


哈克看起来高兴坏了。收到汉弗莱爵士的眼神,我决定离开病房,让他们单独待会儿。我最后看了哈克一眼,起身带上了门。


我并没有把门关严,我留了个缝。我站在门外,听着里面的声音断断续续的飘出来。在深夜的走廊里,寂静把一切细语都一点一点放大。我知道没人注意到某人将受到上帝的召唤,也没人关心这人是不是以前的首相。只有我一个人,在这黑暗中,守着他们或许从未说过以后也没有机会再说的情话,守着那两个在上帝脚下褪去一切曾经的荣华的普通人,守着他们半路起家的爱情直至死亡将他们分开。黑幕与谎言,权力与金钱,爱国心和政治责任此时显得如此无足轻重,我们的毕生追求……至高无上的权力,荣誉勋章,骑士头衔,与物价指数挂钩的养老金,在一枚取不下来的朴素指环面前显得如此脆弱,如此可笑。


我听着汉弗莱爵士的声音越来越小,直至完全的静默。他一直呆在房里,我也一直站在门外,直到首相在怒火之下掀了雕花的办公桌。我在车里看着倒退的夜景想,当我摆出一贯的扑克脸对他说“我尊敬的首相”时,一切都已不再重要。


 


2019年7月13日


我至今仍不可避免的在梦里见到当时的场景。萧瑟,静默,黑色的衣服和群起的鸟儿。哈克安葬在他伯明翰选区中的一个教堂里,以及小小的占据了新闻的一角,如同他希望的那样。他在遗嘱中把资料留给汉弗莱爵士,藏书赠给了我,财产也全数留给了露西和哈克夫人。汉弗莱爵士毫无异议。因为对于文官来说,只有文字才是一个人生活过的真切凭据。


汉弗莱爵士一下子苍老了。那个记忆中圆滑优雅的文官似乎是个幻觉,而这个痛失爱侣孤独无依的老人,才是真实的汉弗莱·阿坡比。


我的车从威斯敏斯特出来之后便径直向车站驶去。我想我应该还能买到去伯明翰的票。在经过一片树林时我突然要求停车,圣詹姆斯公园,我怎么会忘了这里。我穿过树林,走向那个幽静的池塘,不出所料的是,汉弗莱爵士正坐在长椅上,向池中的鸭群投着面包屑。


哦,我忘了说,这是1996年的11月4日,一年前的今天,大英帝国前首相詹姆斯·哈克勋爵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伯纳德,”汉弗莱爵士望了我一眼,忧郁的开口,“我很高兴能见到你。”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傻傻的坐下。


“他很喜欢在这里喂鸭子。”汉弗莱爵士轻轻地说,“他在上院时总是迟到早退,回家做饭,或是来喂鸭子。我告诉他这是老年人的活动,他反问道,‘我不是老年人吗,汉皮?’”


“我以为他是一个不服老的人。”我说。


“是的,他不服老。”汉弗莱爵士露出一丝微笑,“他曾经想把他的日记重新整理一遍,以提高出版时的清晰度,准确性和实用性。但后来他放弃了,因为他觉得没理由让自己成为唯一一个遵循这些标准出版回忆录的政治家。后来他视喂鸭子为新的事业,”说道这里汉弗莱爵士忍住笑容,“看在上帝的份上,他让圣詹姆斯公园的鸭子胖的飞不起来了。”


我与他一同笑了起来。


“你知道吗,伯纳德,”良久,汉弗莱爵士才开口继续说道,“你知道他为什么放弃了大选?”


“难道不是因为阿诺德爵士的谈话吗?”


“哦,伯纳德。”他又露出微笑,“阿诺德确实同他谈过话,不过没有让他放弃大选,而只是隐晦的表达了担忧,他完全可以不理会。”


“那他为什么?”我有些疑惑。


“唉,伯纳德,他是一个政治家。”汉弗莱爵士叹道,“隐瞒真相是他的职业技巧,而这次他做的实在是太成功了。”


我突然明白了,就在汉弗莱爵士咖啡色的深邃眼眸的注视下,在圣詹姆斯公园的树荫下,脚下踏着飘落的黄叶。


从哈克下台到哈克患上癌症只有短短的五年。哈克究竟是如何预见到他命不久矣的问题已然不再重要,总之他的目的完美的达到了——一生中有那么几年完全奉献给了家庭而非不列颠和女王。难以想象,哈克在与汉弗莱爵士结婚之前甚至连鸡蛋都不会炒,而他下台之后会把汉弗莱爵士喂胖一圈。


“我曾有相当多的机会把他挤走。”汉弗莱爵士说,“尤其是在行政部的时候,若是我想,我能把他踢到欧盟或者上院不下五次。”


“那您会得到巴兹尔·科伯特。”我想起了当年的事情。


汉弗莱爵士嗤之以鼻,“我一生服务政府,再棘手的大臣我都有办法,更何况只是一个被称为‘道德楷模’的巴兹尔科伯特。”


“可您什么也没有做。”我指出。


汉弗莱爵士苦笑着承认,“是啊。或许是我真的不想要巴兹尔·科伯特吧,因为那样会让我记起吉姆哈克的好。”


“可他或许比首相更好驯服。”


“不论大臣是谁,驯服一个大臣都所需不菲,你应该有所体会,伯纳德。而问题不在这里。”汉弗莱爵士的脸柔和了一些,“问题在于,我是否真的想让他走。答案是不。”


“您被首相驯服了。”我说出这句话立刻就想咬掉舌头。汉弗莱爵士用一贯的责备眼神瞪着我,过了一会儿,他慢慢的笑了,“是啊,而且居然是因为他炒鸡蛋的时候会放很多盐。”


“善待你的大臣,伯纳德。虽然他们身上都有些让人无法忍受的政客通病,但是说不准哪天就会给你惊喜,谁知道呢?”


萧瑟的秋风又卷下一阵树叶。汉弗莱爵士站起身来裹紧了大衣。我陪着这个被政治家驯服了的高级文官走回了家。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值此深秋,黑索米尔的高级住宅区前那排梧桐树的叶子依然繁盛,唯有汉弗莱爵士家门口的那棵的枝头上,只有一枚黄叶在秋风中摇摇欲坠。


 


2020年3月1日


快半年了,我重新拿起了我的日记本。旋开我的钢笔帽,我却不知道该写些什么。


这半年来发生了太多事情,尤其是对于一个退休在家、除了去俱乐部小酌无事可做的文官来说。我的妻子——小我五岁的甜蜜的老太太离我而去,而另一样东西,就是我手边的这本书,进入了我的生活。


哈克的日记出版在即,乔纳森·林恩和安东尼·杰伊两个年轻人送给了我一本样书。我翻过写着“是,大臣”的封皮,抚摸着油墨的香味,突然有种在看别人故事的错觉,这让我深感不安。


就在刚刚,英国石油公司的董事之一来拜访我,在原来我会很乐意招待我这位曾经的同僚,而现在我意识到,听到他传来的那些消息令我厌倦。


这种感觉加重了我的不安。它令我我想到1999年的汉弗莱爵士。


汉弗莱爵士在退休后依然拥有很多头衔,比如光国机构的某个委员会主席,比如苏格兰皇家银行董事,还有巴特利茨银行董事,当然,尽管现在这家银行已经快要破产。在退休之后另谋职位是几乎所有高级文官的选择。不了解内情的人,比如哈克曾对这种行为表示非常不解和气愤。他以为这是为了钱,或者什么荣誉感,其实他大错特错了。


恐怕是由于把持权力的时间太长,即有太长的时间花在保护已得的权力和攫取更大的权力上,高级文官在退休之后非常容易陷入一种自我矛盾的怪圈。我想这是一种权力落差导致的正常现象。于是我们不得不装作自己仍在忙碌,仍然大权在握——从某种程度上说,确实大权在握,就像小心翼翼的走钢丝——一旦摔下,也就是说,当一个高级文官对权力失去了兴趣,那就证明这位高级文官的人生之路快到尽头了。


我想我应该振作精神,或许我该去改革俱乐部小酌一杯。


在我惊讶的听说汉弗莱爵士对银行及委员会事务失去兴趣的时候是1999年。那时戴斯蒙德爵士刚刚过世,我在他的葬礼上听前任行政部常任秘书告诉我的,他说老汉弗莱已经两个月没有出席过苏格兰皇家银行的董事会议了。或许是他身体不好,我想着,我该找个时间看看他。


某天下午,我想是1999年的七八月,我妻子从麦德龙购物回来,告诉我她在路上遇见了来伦敦办事的露西。她告诉我,“可怜的老汉弗莱爵士去了老年精神病院啦,伯纳德。”


正在看报纸的我目瞪口呆。“什么?”


“露西说的,她说汉弗莱爵士的精神状况不太好。”


“露西怎么能让他住进那里?”我有些不满。这不能怪我,我还未从震惊中恢复过来。


“露西让他回伯明翰,这样方便照顾,可是老汉弗莱爵士怎么也不肯去。露西说她只好把他送到那里去,因为那家医院的院长和她丈夫是老交情,而且医院很专业,人也很好,她比较放心……”我妻子还在喋喋不休,我打断了她,“是哪家医院?”


她责备的看了我一眼,“圣迪姆那老年精神病院,亲爱的。”


其后的两年间我拜访了数次,有几次是来向汉弗莱爵士请教问题,有时则只是纯私人性质的看望。当我站在这家医院里,望着草地树阴和阳光,与热情的护工交谈时,我感到一丝舒适,也不得不为我自己对露西的误解而惭愧。即使是我,也找不到比这里更适合静养的地方。


显然这里比黑索米尔高级住宅区和蓓尔美尔街的俱乐部更适合一颗希望远离喧嚣的心。我得说汉弗莱爵士的气色不错,而他告诉我,“当然不错,伯纳德,没人乱动我的书,炒鸡蛋里的盐也加的合适。”


我庆幸汉弗莱爵士为他脆弱的身体找到了这么一个好地方,但我也在忧虑这是否会给他更充足的时间思考过去。他没有了哈克的陪伴,对银行和委员会事务又兴致缺缺,身体状况也不允许他外出度假,从而使他更易落入文官们都竭力避免的自我矛盾之中。


刚开始的时候,汉弗莱爵士还优雅又智慧,就如同当年一样,可是到了2000年底,他已经有些精神恍惚,身体也大不如前了。我后来听医院的护工讲,汉弗莱爵士只有在有人来拜访之前才会稍稍愉悦,平常的时候总是闷闷不乐,或是阅用收音机阅读着哈克的日记,独自追念过去。而很少有人来看他——除了我,露西和她的家人,还有当年行政部的个别人会偶尔前来探望以外,这让我非常难受。后来的许多年我都在想,如果当时能多抽出一点时间来陪他就好了。


说到这里,我突然想到了汉弗莱爵士的前妻。我从未见过她,即使我在汉弗莱爵士离婚前五年就在他手下工作,我依然没有在任何场合见到过阿坡比夫人,不论是在小型的文官聚会,还是大型的国宴或是出差。连仅有的那么一次私人拜访,我还不巧的赶上了阿坡比夫人去法国度假的时候。我猜测过,他们很可能是那个时代典型的家族联姻的结果,没有继承人也不要紧,一旦家族利益不同了,两人立刻分道扬镳,毫不含糊。


汉弗莱爵士的前半生没有爱情,权力和文案工作就是他的一切。而哈克的离世对他来说——我得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就好像一个第一次吃蛋糕的穷孩子刚刚咬了一口奶油,蛋糕就掉进了水沟。而令人发疯的时间一层一层的将这个浸洇了太多年权位与黑幕的、道德真空的老人最后一点对温暖的渴望剥离,只剩下冰冷的躯壳。


 


2020年3月20日


不仅是我,我想任何人都对那个多事之秋记忆深刻。九月十一日改变了世界的格局,也使身为肩负着艰巨的反恐任务的内政部常任秘书的我陷入了长达半年的、名为“大量文案、频繁出访、应付质询、与内政大臣进行艰苦卓绝绞尽脑汁的斗法、拼命躲掉媒体扔在内政部脸上的石头、应对MI5的大老粗们会议上的大吼大叫”的灾难。消息传来时,我正在美国使馆里,同美国大使在一片祥和的气氛中拼命的试图致对方于死地。当我赶到圣迪姆那老年精神病院时,院长抱歉地告诉我,高等巴思勋爵,大十字勋章获得者,前内阁秘书汉弗莱·阿坡比爵士在一天前因为心肌梗死而离世,律师已经通知了遗产继承人——也就是露西,而她本人刚刚坐上飞回伦敦的飞机。


整个故事就这么结束了。


一生隐于幕后的文官当然不曾得到公众的半分关注,如同一枚沙子落入草原,没有溅起一丝灰尘。下院还是那样吵闹,白厅依然是笔头为剑三件套为盔甲的战场,美国口音更加令我厌烦,媒体变本加厉的宣扬亡国言论,我从内政部升调为内阁秘书,服务了数届政府之后按计划退休。一切都很完美。一切都与沉睡在一起的政治家—公务员伴侣,抑或是人质—恐怖分子伴侣毫无关系。白厅的人换过了一茬又一茬,直到再也没有人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那对政治家与公务员相处的“典型范例”。


我已经很老了,但我试图令自己不要忘记。我每天都要看那本我看过无数遍的《是,大臣》,我一直在整理自己的私人备忘录,而我残存的记忆如下:


(甲)我第一次同汉弗莱爵士见面时,他问我,“这份文件是你起草的,嗯?助理秘书伯纳德·伍利?”


(乙)我第一次同哈克见面时,他(失败的)要求我叫他的名字而非大臣。


(丙)行政部的圣诞晚会上,醉醺醺的哈克大笑着举杯,“嗨,亲爱的老汉皮,和我结婚怎么样?”而汉弗莱爵士明显也喝高了。


(丁)哈克不安的站着,看着讲电话的汉弗莱爵士,直到他挂上电话。“找我的……?”他问,而汉弗莱爵士微微一鞠躬,“是,首相。”


(戊)哈克最后一次离开唐宁街十号时说,“我们都老了。”


(己)哈克躺在病床上,汉弗莱爵士趴在床头浅眠。昏黄的灯光中,我似乎还能看到汉弗莱爵士无名指上的银环。


(庚)“您被首相驯服了。”我说。汉弗莱爵士慢慢的笑了。


写到这里,我沉吟良久,不知道还要写些什么。我发现自己比我想象的更想念那个八十年代的行政部。三个人遇到各种各样的事,互相打趣,互相制约,互相揭老底,一起捂盖子,共同维护着这种微妙的竞争与合作的关系,每个人都乐在其中,仿佛这个故事永远都不会有终点。而如今,这三个人中的两个已经安眠,另一个也垂垂老矣,凭着对往昔乐此不疲的回忆,用以徒劳无功的掩盖被时代远远抛下的苦闷和悲凉。我突然觉得我整理的记忆应该多加上一条:


(辛)最后一次见到汉弗莱爵士时,他抱着茶站在窗前,窗台上的矢车菊早已枯萎。我静静地站在他身后,望着这个伛偻的背影,仿佛望着我自己的未来。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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